中国人的一句真理:朋克都是娘娘腔!

上海有一支“善搞”乐队,这一次他们用硬核朋克小小地搞了一下鲍勃·迪伦经典专辑《重返61号高速公路》的名字;在遥远的地方,有一个蒙古族的女孩,用歌声灌满大地。

上海有一支“善搞”乐队,这一次他们用硬核朋克小小地搞了一下鲍勃·迪伦经典专辑《重返61号高速公路》的名字;在遥远的地方,有一个蒙古族的女孩,用歌声灌满大地。如果执拗的话,这应该是本版专栏主流之外的一张专辑,它非华语(蒙古语),也非流行(民族、发烧),但是音乐不会骗人,歌声亦不会说谎,这是一张“洋溢着土尔扈特族人热情”的专辑。不听音乐,还可以看看电影,尤其那些容易被灰尘遮蔽的电影;再或者试用一下NO.5香水、用Marc Jacobs把自己包裹起来,就如同加拿大老人李欧纳·科恩的等待和在纽约杂货店与索菲亚·科波拉邂逅……

我不以为美国朋克流氓GG Allin比Iggy Pop更彻底,“朋克都是娘娘腔”——在中国倒是一句真理。把好男儿的脸蛋放进“新鸳鸯蝴蝶派”博物馆,把被的情感放进零陵路93号的上海著名地下乐队——顶楼的马戏团的排练室。这就是这张用恶搞颠覆了所谓朋克精神的唱片《蒂米重访零陵路93号》的寓意。

往往是世上最世故的人做出了伟举,西西弗斯在推动滚石前也就一个令人憎恶的家伙。加缪在他的戏剧《卡利古里》中念出最经典的悲观台词:“人是要死的,他们并不幸福。”当陆晨在上海低级酒吧里发出沪语的“恶心”字眼的,我辈惟有称快,如同在卡夫卡的短篇小说《顶楼的马戏团》的末尾,某个看客因为荒诞而不知不觉哭了。

我们都是自己的看客,私下里的玩意是无法遮掩的,也无法给睡梦里的脸涂脂抹粉。萨德把米开朗基罗的“大卫”捏碎了,放进高唱着膜拜之歌的阴暗裤裆。每一段光辉的历史都逃脱不了它的,也不是只有上海曾经流行在街边倒马桶。可以这样下结论,一个看客不是一个诚实的实践者,他就不是好看客。我的意图很明显,在你听到著名的非朋克乐队“顶楼的马戏团”的朋克曲——“公猩猩与母记者”时,你应该为那个采样里的女声产生爱意。这几个“公猩猩”早已自告奋勇地不光彩的示众,而“攻占上海马戏城”则是厕所里的胡话。

《蒂米重访零陵路93号》是最高级和最低级共存的嘲讽与恶搞,它不应该被当作唱片来听,它就是赤裸裸的世间闹剧。和世间闹剧的惟一区别在于:“顶楼的马戏团”并不把它当一回事。谁在春播的时候说秋收是温柔的?谁又相信肥料也是甜滋滋的?

假设阿莫多瓦的《捆着我,困着我》里有一场伟大的爱情,那么《蒂米重访零陵路93号》就是最刺激的下半身写作。是比戏谑更疯狂更游戏的抒情!人类既然在夜间完成的是身体的加速度和梦幻的慢速度,调和这之间的矛盾就是一场枉然的游戏。

“顶楼的马戏团”从来不是恶毒的揭发者,他们为自己是同流者而欢喜。就像在一个平庸的时代,苦大仇深基本上是一种自我欺骗。但是,绝对不会在什么盛大的选秀会上流行“顶楼的马戏团”的歌,我们也只会在满大街的流行海报前抽出一把削苹果的小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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